世人皆道北宋开封繁华似锦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画的是何等盛景！可谁又知道，在这繁华背后，却藏着一个令人心惊的真相。每到寒冬，这座＂天子腹地＂常有百姓冻死街头；每逢雨季，城中污水横流，臭气熏天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为了给这座百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提供燃料，方圆数百里的树木竟被砍伐一空，连祖宗立下严令不许砍伐的桑树、枣树也难逃厄运。

　　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这座被誉为＂天下第一城＂的开封，给周边环境带来如此巨大的破坏？这座城市的繁华，是否反而成了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？

　　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的一个清晨，开封城内一片喧嚣。御史中丞王陶正在向宋神宗汇报一件惊人的事：＂陛下，开封城外百里之内，已无一片完整林地！＂

　　这番话让宋神宗大为震惊。要知道，仅仅在太祖开国之时，开封城外还是一片郁郁葱葱。短短百年间，这座繁华都城周边的生态竟发生如此巨变。

　　当时的开封，可谓是盛极一时。崇宁年间的户籍统计显示，开封城内共有二十六万余户，将近四十五万常住人口。若再加上流动人口，开封城的实际人口早已突破百万大关。

　　这百万人口每日的生活需求，便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光是日常烹饪、取暖所需的燃料，就让周边地区的林木渐渐不堪重负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当时开封城内最抢手的差事，竟是＂樵夫＂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每到清晨，城门一开，成群结队的樵夫便涌出城去。他们带着工具，有时候要走上几十里路，才能找到可以砍伐的树木。

　　这般疯狂的砍伐，很快就让开封城周边的生态失去了平衡。徽宗时期的一位御史曾在奏折中写道：＂陛下若登城北望，十里之内，已不见树影。＂

　　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开封城的燃料危机甚至影响到了皇宫用度。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，宫中内侍就曾向徽宗报告：＂御膳房柴薪告急，已连续三日需从百里之外运送。＂

　　这场环境灾难并非一日形成。早在仁宗年间，范仲淹就曾经上书，提出＂开封之困＂。他在奏折中写道：＂城中人口日增，樵采无度，若不及时整治，恐酿大祸。＂

　　可惜的是，范仲淹的预言最终还是应验了。到了北宋末年，开封周边的生态破坏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。不仅是普通的树木，就连农户种植的桑树、枣树，也都难逃厄运。

　　一位叫做李格非的官员在《洛阳记》中记载：＂开封之民，冬日无柴，竟至挖掘桑根。更有甚者，将桑枣断根卖与富户。＂这种行为，在当时被称为＂戕桑害农＂，是要受重罚的。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，法令也难以约束百姓的行为。

　　若说开封城内最让人揪心的，莫过于每年寒冬时节的＂燃料之困＂。嘉佑四年（1059年）的那个冬天，就给开封城留下了一段惨痛的记忆。

　　当年十一月，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汴京。开封城内街巷处处积雪成堆，寒风凛冽。往日熙熙攘攘的街市，此时却异常冷清。府衙门前的告示牌上贴着一张醒目的榜文：＂因雪情严重，城门暂闭，待雪停方开。＂

　　这一封城，可苦了城中的贫民百姓。当时的史官在《宋史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＂街巷冻死者甚众，每日巡城士卒，需将冻死之人用车载走，方保街道通行。＂

　　一位叫张詠的官员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：＂臣今晨巡视开封府，见东市一铺内冻死六口之家，皆因无钱购买燃料，蜷缩而亡。＂

　　这场灾难惊动了朝廷。宋仁宗立即下令：＂开仓放粮，发放御寒物资。凡冻死之家，赐棺木钱。＂然而，这些补救措施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。

　　究其原因，是开封城的燃料价格已经涨到了寻常百姓无法承受的地步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开封城内的燃料价格，往往是外城的三倍有余。每到冬季，更是水涨船高。

　　元丰年间的一份市价记录显示：普通柴薪，一担要值钱三百文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钱。至于品质更好的炭火，更是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。

　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开封府也曾想过不少办法。比如在城内设立＂官营薪店＂，平价供应燃料。可是这些薪店往往还未开张，燃料就被一些富户们包买一空了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一些奸商竟然囤积居奇，待价而沽。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，开封府就查获了一起大案：有商人在开封城外屯积柴薪数万担，专等寒冬卖个好价钱。

　　面对这种情况，一些贫苦百姓只能想办法自救。有的人开始挖掘树根，有的人甚至把房梁都拆了烧火。更多的人，则选择了离开开封城。

　　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：＂汴京城里少柴烧，寒冬腊月好烦恼。宁愿回乡种田去，也强挨冻在城熬。＂

　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。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，徽宗在御前召开朝会，专门讨论开封城的燃料问题。大臣们提出了各种建议：有的主张在城外大规模种植速生树木，有的建议开辟专门的官营林场。可惜这些建议都未能真正实施，很快就被金兵南下的战事打断了。

　　一位叫吴济的文人在他的《汴京杂记》中写道：＂开封之困，不在城墙之坚固，而在民生之艰难。百姓连柴薪都买不起，又何谈安居乐业？＂

　　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的一个夏日，开封府尹张方平正在处理一桩特殊的诉讼：＂城东王氏，状告邻居倾倒污水致使水井不可用，要求赔偿。＂

　　这样的案件在开封城并不罕见。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，开封城的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城中的垃圾和污水处理，已经成为困扰官府的一大难题。

　　一位叫李彦的御史曾在奏折中这样描述开封城的情况：＂城中水井日渐咸涩，井水发黑，百姓饮用后常生疾病。究其原因，乃是城中污水渗入地下所致。＂

　　当时的开封城，虽然已经建立了一套排水系统，但远远不能满足百万人口的需求。每逢雨季，城中街巷往往积水成潭，污水四溢。

　　更让人头疼的是垃圾处理问题。当时的开封城规定，各坊要在固定时间将垃圾运送到城外。可是随着人口增多，原有的垃圾场很快就不够用了。

　　元祐年间（1086-1094年）的一份记录显示：开封城每天产生的垃圾，需要三千余名清道夫，用四百多辆大车才能运完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大量垃圾无处可去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当时开封城内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——＂粪商＂。这些人专门收集城中的人畜粪便，运到城外卖给农民做肥料。按理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，可是由于城中产生的粪便实在太多，远远超出了周边农田的需求量。

　　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，开封府不得不在城南专门划出一片地，建立了＂积粪场＂。可是这个办法很快就引来了附近居民的强烈抗议。一位住在城南的士人在诗中写道：＂春风吹来臭气腾，闭门不敢出门行。＂

　　公共厕所的缺乏，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。虽然开封城内的一些大寺院和酒楼会设置厕所，但大部分普通百姓只能就地解决。每到清晨，街道两旁常常可见人们随地大小便的景象。

　　这种状况导致了严重的疫病流行。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夏天，开封城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：＂城中染病者众，数日内死者过千。＂

　　朝廷也试图通过立法来改善这种状况。比如规定＂不得向街道倾倒污水＂，违者重罚。可是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收效甚微。一位当时的官员在日记中感叹：＂法令森严，而城中卫生依旧糟糕，实在是有法不依，违法不究啊！＂

　　到了北宋末年，开封城的公共卫生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，反而更加恶化。崇宁年间的一份调查显示：城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水井已经无法饮用，街道的污水和垃圾堆积问题也越发严重。

　　一位叫赵令畤的文人在《侯鲭录》中记载：＂开封城中水井之水，十口之中已有七八口不堪饮用。富户尚可远赴城外取水，贫民却只能饮用浊水，实在令人叹息。＂

　　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一位来自苏州的丝绸商人站在开封府衙门前，手持状纸大声喊冤：＂开封织造坊的丝绸品质，已经远不如从前了！＂

　　这位商人的抱怨并非无端。开封作为北宋的政治中心，同时也是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。可是到了元丰年间，开封的丝绸产业却开始走下坡路。

　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当地桑树的大量减少。一份官方档案记载：＂开封郊区桑田年年缩减，十年前有桑树十万株，如今连一半都不到。＂

　　桑树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蚕丝产量骤降。当地一位蚕农在诉状中写道：＂往年一担桑叶可养蚕三张，今年同样一担桑叶，只够养一张半。＂

　　不仅是桑农，粮食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。大规模砍伐树木导致的水土流失，让原本肥沃的土地逐渐贫瘠。元祐年间的一份农田调查显示：开封城外的农田，较之二十年前，亩产量平均下降了三成。

　　气候变化更是雪上加霜。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开封城外突发一场特大沙尘暴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：＂黄沙蔽日，持续三日，城中街道积沙如雪。＂这在之前的开封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

　　一位叫苏轼的官员就曾在奏折中指出：＂开封之地，本不产沙。今日黄沙肆虐，实因周边树木尽伐，无以固土。＂

　　随着农业生产的衰退，开封的商业也受到了连锁反应。熙宁八年的一份市场调查显示：开封城内的粮价，较十年前上涨了近一倍。而丝绸价格的上涨更是惊人，有些高档丝织品的价格甚至翻了两番。

　　这种情况迫使一些传统手工业者不得不改行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开封著名的＂柳编坊＂，因为原料短缺，不得不改为制作陶器。而一些丝绸作坊，也纷纷转向棉布生产。

　　更严重的是，环境破坏还导致了频繁的自然灾害。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的一场特大洪水，就与树木砍伐有直接关系。当时的御史在奏折中写道：＂往年汴河两岸树木茂密，可减缓水势。如今树木尽去，河水暴涨，无物可挡。＂

　　这场洪水给开封城造成了巨大损失。据统计，仅城外的农田就淹没了十余万亩，数千户农民流离失所。一位当地士人在诗中写道：＂汴水泛滥无休时，良田万顷化洪池。＂

　　到了政和年间（1111-1118年），开封周边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一位叫黄裳的官员在《汴京杂记》中写道：＂开封郊区，十里之内寸草不生，遇风便起黄沙。农夫种地，白天要戴斗笠，晚上要点灯笼，就是为了防风沙。＂

　　一个讽刺的现象是，当时开封城内最繁华的市集，反而是专门经营外地农产品的＂四方馆＂。据记载，这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产品，＂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＂。而开封本地的农产品，却越来越少见了。

　　崇宁三年（1104年），一位来自洛阳的官员拜见当朝宰相。这位官员刚从长安回来，他带来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消息：昔日的＂天下第一城＂长安，如今也正面临着与开封相似的困境。

　　这位官员在奏折中写道：＂长安城外十里，树木稀疏，水土流失。城中水井多已干涸，百姓饮水困难。此情此景，与开封何其相似！＂

　　事实上，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。根据宋朝使节的记载，当时的高丽王城开城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。一位叫徐兢的使臣在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中记载：＂开城人口稠密，城外林木日减，冬日百姓争抢燃料，甚至相互械斗。＂

　　更有意思的是，当时的日本人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据《太平记》记载，一位叫源赖朝的武将曾下令限制平安京的人口规模，理由是＂若城中人口过多，必生乱象＂。

　　回看中国历史，这样的教训其实早有先例。汉长安城在全盛时期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困境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到了东汉末年，长安城外的秦岭山脉已被大肆砍伐，以至于＂山脊童秃，水土南流＂。

　　这种现象甚至引起了一些古人的思考。北宋名臣司马光就曾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写道：＂古之人建都，必择地利。然人口一旦过盛，即生诸般弊病。此乃千古之论。＂

　　在开封的案例中，这种＂弊病＂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元祐七年（1092年）的一份调查显示：开封城内人均居住面积，较之建都初期已经下降了一半多。而城外的耕地面积，则减少了近三成。

　　一位叫李清臣的官员就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：＂城如人身，百万人口就如同体内毒素太多，非要及时清理不可。＂

　　有趣的是，一些地方官员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。比如浙江的明州（今宁波），就规定城内人口不得超过二十万，超出部分必须迁往附近的县镇居住。

　　到了政和年间，朝廷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当时的户部尚书上奏说：＂开封城人口之多，已远超城市承载之力。若不加以限制，恐生大患。＂

　　可惜的是，这个建议并未得到认真对待。相反，随着商业的进一步繁荣，开封城的人口反而又有增加。据统计，到靖康年间，开封城的人口已接近一百二十万。

　　一位叫范致明的学者在《东斋记事》中写道：＂开封之困，实为天下大城之通病。城大人多，虽盛极一时，然亦为祸之源。＂此语可谓一语中的。

　　靖康之难后，随着政权南迁，开封城逐渐衰落。但是这座城市留下的教训，却在后世的史书中被反复提及。南宋的郑樵在《通志》中就专门记载了这段历史，并感叹道：＂开封之事，可为后世立都之鉴。＂完美电竞完美电竞